ydcyjl的个人主页

2012年2月26日《今晚报》今晚副刊

我与力群先生

作者：王祥夫

后来，我与力群先生成了朋友。

力群先生说话很“绵”，这个“绵”字不知道别的地方有没有，在山西，这个“绵”字是温和，是好听，语速也不那么快。这是力群先生平时说话，但老先生一激动起来就不一样了，声音会尖厉起来，很尖厉，但这种时候很少。力群先生像是总戴个帽子，我去他家，他也总是戴着帽子，不戴帽子的时候很少。我没见过力群先生穿西装，好像是，力群先生总是穿中山装。我知道力群先生年轻的时候，应该是西装革履，但我认识他的时候没见他穿过西装，中山装、帽子、布鞋子，手边总是带着一本书，有一次我进电梯，他也进电梯，手里就是一本书。那时候，作协开什么会都会请老先生去，老先生耳背，坐在会场里大多时间是在静静地看书。老先生把他的散文集送我，上边的签字是一笔一画，老先生给我画画儿，十多朵山茶，不加一点点颜色，朵朵用笔有力，是，木刻的味道。老先生送我字，一笔一画，是，颜体的味道。老先生送我书签字既不称兄也不道弟，都是两个字：同志。后来改了没有？不知道。第一次我把我的书送他，他看了一下，说你知道我姓郝？我说当然。是那一次，我才知道力群先生其实是没有见过鲁迅先生的，力群先生说：我怎么会见过鲁迅先生？那时候我已经知道力群先生与老版画家曹白的关系，力群先生好像是通过曹白把自己的作品呈送给鲁迅先生。

力群先生的家，那个院子不大，却总是关着，有客人来，力群先生要亲自来开院门，院子不大，却是种满了花草，凤仙、雏菊、大丽菊还有别的什么，我喜欢看那些花花草草。力群先生也知道我从小画画儿，我和力群先生说这种花应该怎么画，那种花应该怎么用笔，力群先生也不反对，总是说对，总是笑着。有一次，不知看什么花，力群先生说，“这是董寿平嘛。”小院里有一笼鸟，还有一个笼子里是松鼠，这只松鼠，总是在跳来跳去。忽然静下来，捧起一点什么吃起来，嘴动得很快，我笑起来，力群先生也跟着笑了起来，声音很尖，但我听着喜欢。力群先生的笑是纯真的，像孩子，一下子，不可遏止地就那么笑起来。力群先生待客，一般都在楼下，请你坐下，他也坐下，他坐在靠东墙的椅子上，他的身后，有一个粉彩花盆，应该说是套盆，上边的那几笔海棠画得真是好，我说好，画得好，力群先生回头看看，指指海棠，说海棠的枝子就是像竹竿嘛。我去的时候，给先生带两桶雀巢咖啡，力群先生很高兴，说给我带的？我说是。力群先生就又笑了起来。好像是，老先生那一阵子还喝咖啡。所以，我每去就带一两桶咖啡。那一次天热，老先生脱了外衣，里边像是穿着吊带西裤，我觉着这才像是搞版画的先生，我说好看，力群先生看看自己的衣服，忽然又笑了起来，声音很尖，但好听，像是孩子。在我的心里，力群先生应该是个洋派人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学版画的青年都应该比较洋派。但老先生一穿上中山装便更像是老干部，我更喜欢老先生是艺术家。再有一次去，我在路上买了两只蝈蝈，一只铁蝈蝈，一只绿蝈蝈，我要送力群先生一只，力群先生高兴起来，非要那只绿的，说还是绿的好看嘛，力群先生说他就是要看颜色，叫得好听不好听在其次。

再一次去力群先生家，老先生正在忙，已经快九十岁了吧，他说他这几天正在给上海博物馆刻板子。我听了吓一跳，这么大岁数还刻什么板子。力群先生拉我上楼，楼上是力群先生的工作室，一般人很少上去，力群先生也不会请他们去。工作室的那张大桌子上都是大大小小刻好或没有刻的枣木板。从小看版画，但我从来没想到版画的原板会这么小。力群先生又笑了起来，声音很尖，力群先生说当年这些版画是要在报纸上发表的，大了哪里成？力群先生真让我感动。上海博物馆那边请力群先生把他过去刻的版画作品都重刻一回以收做馆藏。我坐在那里一块一块地看，看到了我熟悉已久的许多力群先生解放前还有解放后的版画作品。

力群先生岁数那么大了，居然还在刻。

力群先生的家里总是那么安静。有阳光从窗外照进来。

记不得是一盆什么花了，像是君子兰，开着胡萝卜颜色的花。就摆在力群先生平时落座的后边。我对力群先生说我不喜欢君子兰，力群先生掉过脸看看，说名字好听嘛。我说胡萝卜颜色。力群先生就又笑起来。力群先生问我出了什么新书，他要看，那时候，我给力群先生在书上写：“请郝力群先生指正”，力群先生也不纠正。

和力群先生坐着，有一次，力群先生无端端又笑了起来，说起我的小说《永不回归的姑母》，说那东西还能割？割了还不死掉？我窘迫了，不知说什么好。力群先生说“吃水果吃水果，洞庭的橘子。”

在北京，大家都去看力群先生，我想我是应该自己去的。我不愿意一大群人地去，没法说话。

想不到力群先生忽然离开了我们。在照片上看，力群先生笑着，但那笑声，却永远不会让人再听到。

我还想，这次去的时候还要给力群先生买两只蝈蝈，一只绿的，一只黑的。

北京的冬天，十里河那边有蝈蝈卖。但力群先生不在了，永远不在了。

刘孟扬的另一篇《戒贪铭》

作者：王勇则

刘孟扬参与创办的《白话午报》（局部）。该报初设南市广兴大街北口，后改称《天津午报》。

刘孟扬是天津近代名人，民初曾任直隶省（今河北省）多个所辖县的县知事，后在天津市政府市政传习所任职。他曾撰《戒贪铭》一篇，“财富人所羡，但须问来源。来源果正当，虽多不为贪。来源不正当，清夜当自惭。人皆笑我痴，虽痴亦自适。不痴何所得，痴又何所失。居官本为民，贪求非吾志。钱多终非福，人格足矜持”。他不仅经常吟诵，自我告诫，还铅印示人。此倡廉美名，至今仍备受推崇。

据庄崇信撰《爱尔青年争上流——纪念公正廉明的庄公蕴宽》一文披露，该铭之后，还有四句，即“富贵等浮云，虚荣能几日。人生数十年，所争在末世”。这是由民初相继任北洋政府肃政史、审计院院长、代理平政院院长的庄蕴宽补充的。原来，刘孟扬向颇具廉名的庄蕴宽求教时，二人一拍即合，才有了这篇90字的《戒贪铭》传世。

其实，刘孟扬后来还曾撰另一篇64字的《戒贪铭》，内容很有贴近性，也很有深度，只可惜未能传颂开来。

1932年2月24日《益世报》载，天津市自治监理处处长刘孟扬为“儆告一般官吏，俾得稍戢贪风”，近撰就《戒贪铭》一文，呈请市长周龙光分发各机关及各县县长。该铭曰，“非法取财，藉饱私囊。不正利得，是为盗赃。贪官强盗，厥罪维均。官邪政乱，难服己心。国事败坏，外侮斯乘。欲延国命，须正吏风。政界同仁，各宜自反。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厥罪维均”一语，有罪名相仿之意。“各宜自反”一语，有均应自我反省之意。

时值“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久，刘孟扬此举可谓用心良苦。他袒露心迹，“怵于国难，惄焉心忧，以为救国之道，固必须以武力与敌人相周旋，而根本要图，尤在纠正已坏之吏风，庶几全国政治，涤旧染而焕新犹，国家前途乃可有复兴之望，此戒贪铭之所由作也”。

刘孟扬向天津市长周龙光细说原委：“我国近数年来，大倡铲除贪官污吏，建设廉洁政府，此诚为兴国革新之要义。惜仅揭诸标语，迄未见诸实行。现在中央、地方各官吏，真能砥砺廉隅，以图刷新政治者，固不乏人。然贪黩之风，实觉充满大地。官吏无问大小，以怀抱‘抢钱主义者’为多。文官利用苛捐杂税，朘削人民脂膏，或更假公济私，秘密攫得巨款；武官各图占据地盘，擅行截留国税，或更妄立名目，任意搜刮地方。盖皆以‘抢钱主义’为前提，至国事如何败坏，则概置不问，驯至演成全国内乱外侮之现象，几不可救。胥于此，阶之厉也”。

外侮当前，国难当头，刘孟扬心忧国事，对当时的官场贪腐之风不仅深恶痛绝而且心存焦急。他不仅清正做人，清廉为官，清风两袖，而且希望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在救亡图存上自身做起，有所作为。从这个角度上看，刘孟扬的这篇《戒贪铭》，寄情深长，托意高远，尤为可贵。

刘孟扬是开明绅士，也具有进步思想，曾支持其妹刘清扬从事爱国革命活动。

罗振玉为何不殉节

作者：陈鲁民

国学大师王国维之死因，向有很多说法，大致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为清朝殉节，尽遗臣之忠；二是与有30年交情的罗振玉的绝交，于心至寒；三是惧怕北伐军攻入北京，身遭辱杀。这些莫衷一是的猜测，至今无任何定论，但压倒性的意见，是认为他为清朝殉节而死。

其实，王国维早在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时，就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因阻于家人而未果。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北伐逼近北京之时，王国维留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书，在颐和园昆明湖沉湖而死。

令人不解的是，同是清朝遗老，又是儿女亲家，浙江老乡，学界密友，一向与王国维共进退的罗振玉，这次却没有与王一起殉节。从罗振玉给王国维写的祭文来看，他表白说，自己曾三次“犯死而未死”，即三次企图自杀殉节而未遂，一次是溥仪被逼出宫时，一次是溥仪逃进日本使馆时，还有一次就是这次北伐军逼近北京时。他给出了一个冠冕堂皇但又极牵强的理由，说是王国维突然之死打乱了我的殉节计划，不料“公竟先我而死矣，公死，思遇之隆，为振古所未有，予若继公而死，悠悠之口或且谓予希冀恩泽”，所以他就不便去死了，好在“医者谓右肺大衰，知九泉相见，谅亦匪遥”。

所谓“思遇之隆”，无非就是逊帝溥仪发了一道“上谕”说，王国维“孤忠耿耿，深堪恻悯……加恩谥予忠悫，派贝子即日前往莫缀，赏给陀罗经被并洋二千元”。一个“忠悫公”的空头称号，再加二千元大洋的抚恤金，就让罗振玉欲死不能——因为我若是现在殉节死了，舆论还以为我是想贪图像王国维那样的“思遇之隆”呢，所以我只好苟活了。好在，医生说我已身患重病，去日无多了，与老友王国维相会于地下，也不会多久了。可谁也没想到，“身患重病”的罗振玉又足足活了13年，直到74岁高龄，才恋恋不舍地告别了这个世界，让王国维在地下等得好苦啊！

王国维死于1927年，正值他的学问盛年，殊为可惜，但如今来看，也未尝不是他的幸事，因为，四年之后，发生了“九一八”事变，罗振玉参与策划成立伪满洲国，并任满洲国参议府参议、满日文化协会会长等多种伪职，成了可耻的文化汉奸。在这种形势下，如果王国维还活着，他会怎么样呢，很难说，万一立场不稳，跟随溥仪去了长春，那可就遗臭万年了。想想看，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他以一个秀才身份被破格提拔为“南书房行走”， 因此一直对溥仪感恩戴德；为证明自己遗老身份，他重新蓄起发辫；溥仪被迫迁出紫禁城，王国维随驾前后，并自杀未遂，因此而写下“艰难困辱，仅而不死”之言；清华研究院拟聘王国维为导师，他在请示溥仪后方就任；1926年2月21日，他还亲赴天津，为溥仪祝寿；他始终按规定在宫里“当值”，为溥仪整理藏书，兢兢业业，勤勉有加。依他一向对溥仪言听计从的愚忠态度来看，再加上老友罗振玉的影响，并非完全没有失足落水的可能。同理，倘若1927年6月，罗振玉与王国维一同“殉节”，也不会有后来当文化汉奸的耻辱和永远无法洗刷的千古骂名。他还是个响当当受人敬重的国学大师，这或许就是同为文化汉奸周作人说的“寿多必辱”的道理吧。

田 野

作者：韩丽晴

田野是个宝贵的词。

土地、村舍，河流，还有蓝天白云。在这之下，是蜿蜒的田埂。

我早年骑着自行车，在西晒的阳光下，歪歪扭扭地疾驰，从通榆河边，沿着田埂一路回家，车后驮着书包，还有母亲新打的猪草。

这往往是在秋天，空气中有凉意，回到家时，头顶上有月亮，院门一推吱呀作响。鸡鸭们围在院门口，它们涌在我的脚前，抢在前面进了家门。

又是停电的一个晚上，点了煤油灯，院里立即变得比外面热闹。猪们在圈里哼哼，立即点了火，烧热水，三两下切碎了新打的猪草，加上水还有米糠和在一起，倒了喂猪，猪吃着吃着便安静下来了。然后早早地卧在猪圈的一角，睡了。

鸭的嗓门比鸡大，立即舀了半葫芦瓢新玉米倒食槽里，它们便堆成一堆，只听得一片吃食声，也不像白天那样偶有抢食的了，入睡前的晚饭，家畜们进食的秩序都较白日要好，可能是累了一天没闹腾的心情了？

院子里长了树，高大的是两棵水杉，一到秋天就掉叶子，直到入冬后掉得一枚不剩了才不掉，所以得天天扫落叶。还有两棵枫树，叶子火红，与水杉的落叶一红一黄，倒也好看。

清扫了院子里的落叶，然后才轮到煮晚饭。

灶门口堆着新稻草，灶角上放着半篮早晨上学前新摘的紫扁豆。用老丝瓜筋抹了锅，用半只葫芦瓢舀了井水，锅里煮的是新稻米。

一边往灶里放稻草，一边看书，米粥香溢出来时，赶紧去揭锅盖，但还是迟了，米汤潽上了锅沿，随后进来的母亲自然免不了要说两句。然后就听到父亲自行车进院门的声音。

秋天的晚上，父亲常做的菜是拌萝卜，拌芫荽，扁豆煮芋头。菜都是自家院前的田里长的，做菜用的是村里油坊里自榨的油。

村里以前有个五巴子，开油坊，会榨各种植物油，芝麻油，棉子油，菜子油，比现在的色拉油吃得香。父亲做的菜常常会浇上这些植物油。各种不同的油，有不同的做法。棉子油比较肥，可以用来炸各种食品，比如炸兰花豆，还可以用来煎肉圆，比较香。菜子油比较温和，就用来炒菜。麻油因为金贵些，只用来凉拌或者热菜起锅时淋两滴，乡下常做一道蛤子炒莴苣的菜，蛤子是海鲜，先用菜子油炒了，起锅装盘后迅速淋上麻油，端上桌时香味扑鼻。

秋天是富足的，油坊里的五巴子生意很好。秋天的夜晚，村庄里的炊烟，都透着五巴子油坊里的油香味。

晚饭后，饭桌收拾干净，我们趴在桌上写作业，这时要点两盏煤油灯，一盏放桌中央，一盏在灶头，父亲在灶上洗碗刷锅，母亲在灶下看小说。

等到临睡前，从厨房往大屋里走，要穿过院子。院子里很黑，父亲再次去看看院门，母亲再去看看圈里的猪、鸡鸭，这几近成了一种每晚临睡前的仪式。而我总是怕黑，举着煤油灯急速穿过黑暗回到屋里。

如果遇上有月亮的夜晚，比较明亮，我会在院子里站一站，朝天上看许久，看月亮，更多的是看月亮周边的天空。秋夜很凉，尤其在乡村里，更是觉得凉意重，夜露加深了村庄的安静，除了我和田野上的月亮醒着，一切都睡着了。

于蓝寻根到葛沽

作者：郭万梅

2011年岁末，一个冬日暖阳的下午，我拜访了家住咸水沽镇的退休教师郭秀雯老人。

老人原是葛沽一所小学的语文教师，喜文学，好历史，尤其是对家乡葛沽的人文历史、地理风貌尤为喜爱，是《葛沽镇地方志》编纂者之一，也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和心血。著名电影艺术家于蓝能够寻根到葛沽，就是郭秀雯老人牵的线。

1993年11月17日，老人在看电视，无意间在一家电视台的《文化园林》栏目中，看到著名电影艺术家于蓝播的一则启事，大意是不知已故著名电影艺术家田方（于蓝的爱人）的原籍是何地，有知情者请提供线索。郭秀雯看后心头一震，田方就是咱葛沽人哪！田方原名叫田兆栋，1911年1月天津葛沽生人。少时离乡，后参加革命，曾参加过很多爱国影片的拍摄，1938年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获得过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劳动英雄甲等奖，后调延安鲁艺，历任艺术指导科科长，实验团副团长、北影厂代厂长。在延安，田方结识了演员于蓝并结婚生子。“文革”期间田方遭审查批斗，1974年8月27日，因患癌症去世，终年63岁。

第二天她马上向镇领导作了汇报，镇领导对此事非常重视，责成郭秀雯回信答复。于是她马上给于蓝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函，邀请于蓝在方便之时来葛沽探亲溯源。

1994年4月23日，葛沽镇终于迎来了著名电影艺术家于蓝和她的两个爱子——田新新与田壮壮，母子三人在柳翠鹊鸣的温暖四月天，踏上了故里寻根之旅，就此了却了田方这个少小离家的“葛沽之子”的心愿。

郭秀雯老人回忆起于蓝来葛沽时的情景，显得尤为兴奋，她说，接待于蓝的，有当时葛沽镇政府的领导，于蓝还精心准备了景泰蓝花瓶以及《忆田方》录像带和田方事迹资料介绍塑料图片赠送给镇政府，大家还一起合影留念。中午吃的是三鲜馅韭菜饺子。那天，于蓝特别高兴，还直夸家乡的饺子好吃呢！老人接着从众多报刊中，抽出一张发黄的《津南报》，指着报纸说：“你们看当时都登报了。”我仔细瞧，果然上面赫然写着：“江姐婆家行”五个黑体字样。说到这，老人略微沉思了会儿，接着说：“当时于蓝还带来了丈夫留给她的《田氏家谱》给我们看。”

老人还告诉我，田方的父亲名叫田汝林，曾做过北洋军阀段祺瑞的军需官。老宅旧址就在葛沽海河边上，她曾陪于蓝和两个儿子到旧址看过，由于年代久远，早已面目全非。从《田氏家谱》中考证，田方的母亲姓苏，正是当时清末“葛沽五大家”之一的苏家小姐，田方的奶奶郭氏，也是清末年间“葛沽五大家”之一的郭家小姐。说来也都是老葛沽响当当的大户。郭秀雯老人当时虽经多次走访，终没探究田家后人及其亲属的踪迹，心里总觉遗憾，这次终于见到了于蓝母子三人，如释重负。

老人非常健谈，闲话中还和我攀上了“郭氏家谱”的渊源，我为老人的韧劲而折服。忽然，老人像想起什么，显得有点激动。她从一个塑料袋里，翻出一封已经泛旧的信件给我们看：“你们看，这就是于蓝写来的。”信的内容是——

“秀雯同志：您好！如果不提往事，我可能记不住你的名字！一提起那些往事，我历历在目，不会忘记你的！随信之后先寄去一本画册吧！相片之类太繁杂，不知什么需要，另外寄一本《电影蓝本》一本，他们创作，正好多一本送你吧！材料很珍贵就保存！不多谈，祝好！于蓝 2002年 6月11日”

老人说，我今年已经七十多岁了，于蓝大概也有九十多了，每每想起二十来年前和她见面的这段情景，我就感觉年轻了许多……